现代政府，必定是一个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政府。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政府信息要公开，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就做了如是表述。意见提出了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三条具体措施，其中要求，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要在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要针对公众关切，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政策法规解读信息，加强解疑释惑；对涉及政务活动的重要舆情和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要积极予以回应，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以及处理结果等，地方政府和部门负责同志应主动到政府网站接受在线访谈。
不过，公开与回应，只是政府需要做的最基础的工作，要打造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在这一基础上，还应让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在参与中，将他们的意见、诉求和建议，吸纳进政府决策，变成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全国假日办在十一长假刚结束不久，推出的有关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调查，它使我们看到了政策制定转变范式的积极一步。鉴于十一长假出了很多不该出现的问题，在假期结束后次日，全国假日办就在各大网站发布了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调查，200多万人在几天时间里参与了该次网上调查。
从网上调查结果看，高达七成的网民对现行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表示不满，而对于是否调借周末形成7天长假、3天小长假的问题，意见分歧严重。特别是针对3天小长假“挪2做3”，反对声尤为强烈。网民呼声最高的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希望恢复五一黄金周；二是延长春节假期。尽管这200多万人只占全国人口的一个零头，但对他们来说，这反映的是他们的心声。
笔者曾著文建议取消十一长假，保留春节假期。尽管如此，笔者仍赞成让公众来决定黄金周的去留。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公众不单单指网民，对于那些不上网或没条件上网的“沉默的大多数”，也应听取他们对假期安排的意见。这样形成的意见和建议才是客观合理的。
黄金周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去留两难的困境，在于当初做出这项决策时，并未完全照顾公众利益，考虑得更多的是旅游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休闲的时间会越来越多，对休闲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但如果将这种休假方式向旅游方面引导，令“黄金周”几乎变成“旅游黄金周”，几亿人在同一个时间集中旅游休假，不出各种问题才怪！何况我们的管理水平还很落后。
所以，黄金周的改变势在必行。但如何改变，却大有讲究。是由少数官员在小范围内决定几亿人的休闲时间和方式，还是由社会大众参与进来一同决策，结果是大不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体现了对公民参与权的尊重。
理论上说，最好的休假方式，是把休假的权利交给个人，让每个人去决定自己的休闲时间与形式。但这需要政府切实做好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工作。在该制度得不到有效落实前，保留一两个黄金周也可以，可黄金周的时间多长、一年有几个黄金周、是否需要其他小长假等，则必须有公众参与讨论，由社会大众共同来决定。
如何休闲不仅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民生问题。在民生问题上，让大众参与进来，发表意见，显然比少数几个人封闭决策，更能反映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从而更具合法性。
进一步说，公共政策之所以姓“公”，不只是政策的结果能够体现和反映公共利益，更在于政策制定过程本身，要有公众参与。没有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由于没有尊重公众权益，出台后很难符合社会公众的要求。设想一下，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仅由政府体制内外的少数人来把持，那么，这少部分的政策精英很容易从自身立场、观点出发，在决策中反映自己的价值观，也就很难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最后导致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缺失。在有效监督缺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公众的参与，事实上也构成了对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约束。它的好处是，让全社会尤其是利益相关群体明了政策的潜在收益和潜在损害，从而选择赞同还是反对。这就给了政策制定者一种实在的压力，使他必须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或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不仅考虑政策带来的好处，也要考虑政策实施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及对与它有关联的行业和人群的影响，力争使其利益损害最小化。
在公共参与上，近年来我国有所进步，在政策制定前或制定时，会让社会讨论相关议题。不过，从政策出台后的情况看，能够吸收公众意见和建议的并不多，由公众意见决定某项政策的更少。多数时候，我国公共政策的决策和运行方式，还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及其所联系的“智囊”完成的，对公众意见的征询，只是选择性的。这当然不是说事事都须由公众意见来定夺，鉴于公众意见也非铁板一块，会出现非理性现象，需要有一个甄别和比较的过程。然而，无论如何，相关部门应该让公众深度参与政策制定，特别是像国家假日制度安排这样的公共事务，因其涉及到所有人，只有让社会充分地参与和讨论，才能让不同群体明了政府制定该制度的原因、意图、原则以及要达到的目的，从而使制度出台后既合乎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又符合政府的意图。
互联网时代，公众表达的意愿大大提高，对政策透明程度和参与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法律和政策制定与实施模式必须得到改革。克服公共政策“少数人”制定而导致公共性缺失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意见表达机制、决策参与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在决策过程中吸纳公众代表参加，畅通信息流通渠道，使制定政策的“少数人”能真正地代表多数人。
笔者期望，像国务院办公厅意见表述的那样，通过参考公众对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调查的参与和讨论，开创公共政策制定新范例，让公众在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中国参政网摘编：任薏宏 |
